根据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2款的规定，复议案件实行被告双轨制，即复议维持——原机关作被告，以及复议改变——复议机关作被告。
[42] 此外，作为明确将过错作为责任范围考量因素的实定法规范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综合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数额应当考虑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过错程度。被告自然资源局提出，原告应当穷尽民事诉讼救济途径后方能主张行政赔偿。
表面上看，这条规定并没有明确行政机关的过错对原因力大小的判断是否能够产生影响，但实践证明过错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三）违法而无过错的国家赔偿之本质 在大陆法系国家传统国家赔偿理论中，过错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的要件，争议最多的问题在于违法而无过错的情形如何救济。如果此等确信的程度再次下降，则连轻率也算不上，而是可能构成普通过失。借助过错程度的考量，法院能够对国家赔偿责任进行公正判断，平衡受害人的救济和国家机关的负担。如果被告向法院提供了已经抵押的真实查询信息，虽然原告也有可能仍然会对上述房产申请评估拍卖并缴纳评估费——换言之，原告支付的18000元评估费在严格意义上属于不确定的利益损失，但法院认为，由于被告提供错误的房产查询信息存在重大过错，因此不能免除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因此，将我国国家赔偿制度改造为一套国家侵权事故补偿制度，也并非难以设想。[26] 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7）辽0281法赔4号国家赔偿决定书，经当事人申诉后被上级法院撤销。在国内学界，基本权利教义学的提出和发展大致是过去十年的事情。
这种三阶层审查框架在逻辑上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应逐级展开，只有通过了上一个阶层的审查，才有必要进入下一个阶层的审查。[8]陈景辉：《比例原则的普遍化与基本权利的性质》，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第295页。首先，关于人生意义的伦理学议题，经常被转化为有无某种基本权利的问题。而其他所有对基本权利条款实际适用来说不可或缺的概念、许多在今天已被视为基本权利教义学之基础的内容（基本权利限制、干预、本质内容保障、法益权衡、比例原则等），在当时都远未明确。
但与上述基本权利功能体系与审查框架之间的关系不同，平等权案件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审查框架，主要是因为其与自由权在性质和结构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别。再如第37条人身自由，该条第2款和第3款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但分别规定了两种不同的限制形态，前者属于加重法律保留，后者只是单纯法律保留。
然而，当这些问题作为具体真实的基本权利案件呈现在法官（或者合宪性审查机关）面前、进入宪法学的视野时，宪法学却有一套固定的框架来对其进行分析。（2）对基本权利的干预。第二，三阶层审查框架使基本权利保护和基本权利限制成为两个问题，使基本权利能不能受到限制与基本权利如何受到限制成为两个问题。职是之故，这套案件审查框架和方法构成了宪法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每一位法科学生都应该努力掌握的基本功。
就基本权利领域而言，在1949年，共识仅仅存在于分析的起点：基本权利应对国家权力的运行施加限制并提供指引，而国家针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措施需要正当化证成。对此种错误认知的最直接反驳，就是以三阶层审查框架为核心内容的基本权利总论的提出。这一点是我们思考所有基本权利问题的起点，落实到教学上，这一基本立场就要求我们在基本权利案例的初阶学习中，应以针对防御权的审查框架为重心。而在美国的课堂上，就只有各项具体的基本权利，而没有基本权利总论。
面对此种颇为庞杂的事实关系，初学者往往感觉头绪繁多无从把握，无法从中提炼出法律上的争点。[4]从论证负担上来说，公民并不需要证明国家的干预行为是违宪的，相反，国家必须证明其干预行为是合宪的。
相较于其他法律领域的权利，对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的认知存在一个颇为特殊之处：日常思维中，我们往往会把某个行为受不受基本权利保护和该行为应不应该受到限制结合起来思考，作出诸如言论不能损害他人名誉、集会游行不能扰乱社会秩序这样的表述。另一方面，用于裁决这些争议的基本权利规范本身又高度简洁、抽象和开放，足以容纳多种解释可能。
杜强强：《宪法上的艺术自由及其限制——以敏感地带行为艺术案为切入点》，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6期。而公共利益的因素，要到干预的正当化阶层才予以考查。[15]分别参见BVerfGE 1, 14 (52) - Südweststaat(1951); BVerfGE 55, 72 (88) - Präklusion I (1980). [16] BVerfGE 129,49 (69) - BAföG-Teilerlass (2011). [17] Volker Epping, Grundrechte, Berlin: Springer, 8. Aufl. 2019, Rn. 799. [18] Thorsten Kingreen/Ralf Poscher, Grundrechte, Heidelberg: C. F. Müller, 36. Aufl. 2020,Rn. 527 [19]将公民相对于国家的关系概括为被动地位、消极地位、积极地位和主动地位，后三种地位大体上分别对应基本权利作为防御权、受益权、选举权和参政权，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79页。其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当公权力行为形成了对某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干预，而此干预又无法被正当化时，即构成基本权利侵害。实际上，如果我们阅读1985年之前宪法法院作出的裁判，就会发现，彼时的判决远不如今天这么层级清晰、易于理解检验和拆解分析。在展开对审查框架具体内容的阐释前，必须先对其理论背景加以揭橥，只有认识到教义学框架背后的价值原理，我们对其的研习适用才能达致技进乎道的目标。
这是因为，首先，宪法第二章中的条款与单项基本权利并不一一对应，有时一个条文规定了多项基本权利，第33条有4款，但分别规定了完全不同的内容，所以一般平等权是第33条第2款，不能泛泛地说是第33条。[53]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90页以下。
而如果每个人都从不同的问题点出发进行讨论，最终必然导致盲人摸象式的各执一偏。从这个意义上说，同学们面对案例时头脑风暴所提出的问题点，都只是一地散钱，而审查框架就是将这堆散钱串起来的那根绳子。
而当出现意见分歧时，它还能帮助我们确认，到底是在哪一个层次存在不同意见，从而使针对同一具体问题的不同观点得以真正交锋，而不至于陷入关公战秦琼式的自说自话之中。也正是通过教学中对此种框架的反复训练，法科学生在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宪法争议时，才能掌握分析和讨论的出发点、思考方向、思维路径，而不至于手足无措。
[23]实际上，三阶层审查框架以及基本权利总论的其他内容，是在大量的宪法裁判基础上、由学者最终完成归纳总结并成为通说的。故而可以认为，基本权利干预如果能够被正当化，就构成基本权利限制，就是合宪的。以上我们讨论了三阶层审查框架的内容与原理、适用范围、历史脉络以及意义，同学们应该已经对防御权案件的这一审查框架在整体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42]包括但不限于张翔、田伟：《副教授聚众淫乱案判决的合宪性分析》，载《判解研究》2011 年第2辑。
首先需要指出，相较于刑法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或者民法侵权行为的客观构成要件—违法性—过错，基本权利的三阶层审查框架中缺少过错或者说责任这一层，之所以不需要考虑主观要件，是因为国家和国家机关本质上都是组织，不具有主观心理状态，无法论其过错。[41]在具体应用层面，也有不少作品尝试使用三阶层审查框架来分析我国基本权利实践中出现的案例。
虽然在该教材问世之前，基本权利的三阶层审查框架已为学界熟悉，但当时的宪法学整体性教科书在处理基本权利问题时，并没有凸显出与国家机构法问题的区别。如此，审查框架就保证审查过程的透明和可检验性，而一旦审查过程是透明的、可检验的，司法恣意、基于个人价值或政治立场裁判的风险就自然会被降低。
[34]但此后，宪法法院的裁判逐渐变得越来越法度森严，宪法法院也开始进入了一个高度教义化的阶段。与防御权面向相反，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要求国家作为，要求国家采取某种行动保护基本权利主体免受来自第三人或者自然界的威胁，典型例子是通过在刑法上规制堕胎行为保护胎儿的生命权。
如果是国家基于法律通过个别行为（行政或司法行为）来干预基本权利，则既需要审查作为该行为之基础的法律的合宪性，也需要审查该行为对法律的具体适用是否符合基本权利。[51]还有德国学者则认为，保护范围相当于民法和刑法中的构成要件，而干预和干预的正当化（限制、限制的限制）相当于违法性。[2] （二）审查框架背后的价值原理 通过这样一套三阶层的审查框架，我们能够对基本权利案件进行全面、清晰、合乎逻辑的分析。两位作者以该课程课堂内容为基础合著的文章《副教授聚众淫乱案判决的合宪性分析》（载《判解研究》2011年第2辑），是国内学界最早完整适用三阶层审查框架分析基本权利案例的尝试。
这是因为，一方面，基本权利领域的法律争议（诸如反恐与人权、言论自由与名誉、宗教自由与共同体整合、集会自由与社会秩序等），充满了价值和政治争议性。如果支持诉请，那么法官也必须明白地告诉国家，相关立法或公权力行为的错误，到底是在于缺乏法律依据（法律保留）、效果上南辕北辙（适当性）、程度上以牛刀杀鸡（必要性）或是根本上得不偿失（均衡性）。
这些限制既可以以概括性限制的方式作出，例如《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如果两个比较对象具有共同的上位概念，则可以认为具有可比较性，属于相同事物。
但在公共讨论的层面，我们往往可以发现，面对同一个事例，姑且不论最终的判断难免因人而异，每个讨论者切入的角度、关注的争点、讨论的次序、采用的标准，都可能大相径庭。[50]就其他两个阶层而言，保护范围和干预大体上相当于刑法和侵权法上的构成要件，而干预的正当化则相当于刑法和侵权法上的违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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